刘华杰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、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教授。博物学文化研究者。著有《看得见的风景：博物学生存》《天涯芳草》《博物人生》《檀岛花事》《崇礼博物散记》《勐海植物记》《浑沌语义与哲学》《自然以自由》等。

　　我的朋友圈里有很多博物人士，看他们每天晒花鸟鱼虫，很养眼，很治愈，但其中北京大学哲学系刘华杰教授的朋友圈却让我自卑，他晒的植物我几乎都不认识，我们这些被困在城市牢笼里的人，似乎已经失去了和大自然对话的能力。

　　小时候，我在农村长大，对身边的花鸟鱼虫无比好奇，看花打鸟捞鱼捉虫，乐此不疲。然而，童年是短暂的，很快我们就进入设定好的“学习模式”，从小学一路到大学，用十多年时间坐在教室里学习，渐渐地，离大自然越来越远，对大自然越来越陌生。

　　进而，我们被绑定在手机、电脑及各种科技产品上，以为它们可以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。慢慢地，我们发现，人类的生理进化根本无法和这些科技产品匹配，使用电脑时间久了，手指会发麻，不堪重负。而我们的眼睛，迟早会承受不住手机、电脑带来的刺激，一切高科技的发展，某种程度上反过来会伤害我们。

　　刘华杰教授从事科学哲学研究，他一直在思考现代科技对人类的负面影响问题，并试图寻找可以平衡科技的力量。找来找去，终于，他认定古老的博物是一股有效的力量，可以消除科技对我们垄断式的影响。多年来，他一直在践行自己的博物人生，从北大校园开始，亲近各个物种，观察它们，研究它们，体会人与自然的共情和互动。

　　这些年，他的博物足迹遍及各地。去夏威夷看热带植物，他写了三卷本《檀岛花事》；去云南普洱茶主产地勐海游历，他著有《勐海植物记》；去别人看来除了滑雪别无他趣的崇礼，找寻那里的生物多样性，写出《崇礼博物散记》……

　　刘华杰教授的书房和别人的书房不太一样，四排铁皮书架装在轨道上，书架上注明书籍分类，找书时轻轻摇开轨道，一个人便可进入两排书架之间。博物类书籍通常又厚又重，只有这样的铁皮书架可以承受。

　　我们聊着天，刘华杰教授时不时摇开一排书架，抱出一摞书，讲述书中的生物和野外的对应。时不时，他又拿出一些野外捡回来的木头，讲述木头和昆虫的故事，以及他采集的蜂类标本。刘华杰教授的书房不仅仅是一间书房，还是一个博物现场。我就在书房一角，听他讲述他的博物人生。

　　刘华杰：我本科读北京大学地质系，是因为中学时参加过一个全国地质夏令营。这个夏令营的总营长是侯仁之先生，北大的历史地理学家；吉林营的分营长是董申保教授。我当时觉得搞地质特别好玩，高考填报志愿时，回想起那次开心的体验，就想报地质系。当时北大有地质系，我就报了北大。

　　在北大地质系，我当过学生会主席，办了很多活动、讲座，也听了很多讲座，渐渐对哲学产生了兴趣。因为很多地质问题也是哲学问题，所以，考研究生时我就想考科学哲学、自然辩证法。当年北大哲学系不招应届生，我就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，读了六年，三年硕士、三年博士，后回到北大哲学系任教。

　　刘华杰：我的专业是科学哲学和科学史。几年的科学哲学课上下来，我一直在思考，现代科学把我们引向了什么地方？我们每天都在制造新的东西，所有人都被这些新科技拖着走，一会儿出来个，一会儿弄个GMO（转基因生物），一会儿又整出个ChatGPT（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程序）。实际上，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需要那么多高科技的东西。

　　现代社会由三股力量在支撑着，一是权力，二是资本，三是科技。这三股力量一合作就无敌，甚至可以无视宗教、人文、地方性知识。而实际上，这三股力量合谋的历史很短，也就一百来年。

　　这一百多年来，个体的人和大自然的交往越来越少。一个人生下来后，不需要和大自然打交道就能很好地生存，只跟课本打交道，跟一切人造的东西打交道就行了，不需要知道大米是怎么来的，也不需要知道茶从哪里摘的。正常情况下，这样生活没有问题，可一旦出现自然灾害，如地震或疫情，我们就会发现，书本上的知识不够用了，我们对大自然的了解太少了。

　　科技越发达，人越没有意愿、没有能力跟大自然对话，好像一切都要通过科学共同体这个中介才能有答案。事实上，人是可以自己去感受、去认识大自然的。现在，地球开发已经达到极限，人已经不能再去折腾地球了。从长远看，人们应该改变生活态度，现在这种高速发展的态势是不可持续的，很快地球将不堪重负，人类自身也受不了。

　　复兴博物学，其意义可以跟16世纪马丁·路德的宗教改革进行类比，只是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。

　　我结合自己的教学，一直试图寻找什么东西可以和科学抗衡，或者说，放在更长远的历史尺度来看，什么东西可以消解科学对人们垄断式的影响。找来找去，我找到了博物。回过头去看，我以前学的地质、科学哲学这些知识，对我后来的博物学研究都很有帮助。

　　然而，现代学术体制中没有博物的建制，博物学在高校里不属于一个专业，没有博物学家，只有专家。所以，我是在自己的专业之外从事博物学研究的。野外观鸟、观察植物、进行生态研究等，属于一阶博物学；而对鸟类史、观鸟文化、生态学史、植物绘画史等的研究，则属于二阶博物学。研究一阶博物学要比研究二阶博物学花费更多时间与精力。但从学术角度来看，只有二阶博物学才能被称作学问。我没法带我的学生去搞一阶博物，因为一阶博物拿不了学位。学生们必须做知识史、文化史、科技史等二阶的东西才能拿学位。

　　在学者眼中，如果说一个人是个博物学家，那是骂人的，意思是说他水平低。但个别人除外，比如美国学者爱德华·威尔逊，他就认为自己是博物学家，他的传记就叫《博物学家》。博物学的顶峰是达尔文的演化论，后来衰落了。但在西方，博物学的社会地位还可以，有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。而在我国，博物学只存在于旧书本上，官办的学校、研究机构不认。

　　刘华杰：可能跟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有关系。小时候，我住在吉林的山村里，爸爸是中学老师，家里有些书，包括《古文观止》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。但总体来说，我读的书并不多。读过的书中，有一本《赤脚医生手册》对我帮助很大，这本书我现在还留着呢，是吉林人民出版社1970年出的，相当于百科全书，生活中的知识里面都有，有我们当地的植物，虽然画得不是很好，但是大致能够对应起来。看了这本手册，我开始在家周边寻找书里提到的植物，基本都能找到。一次，公社的采药队到山里来，想找柴胡，找不到。我当时还是小孩，我说有的是，没多会儿，我就出去拔了很多给他们。这本书对我小时候认识植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

　　我父亲很了解大自然，经常带我们去大自然中采各种东西。当时我没觉得有什么，后来一想，觉得那时候的体验太好了。我对博物的热情可以说是那时候打下基础的。

　　绿茶：博物是个特别大的范畴，您这些年出版的博物学著作以植物研究为主，您的博物人生是以植物研究为主吗？

　　刘华杰：的确，大自然的一切都可以称为博物，我最喜欢植物，就从研究植物开始了我的博物人生。植物就在我们身边，容易获得。全世界有三十多万种植物，按科算，有四百多科，北京的植物有一百多科，大概两千种。全国有三万多种植物，其中云南有一万八千种之多。有了基本的植物知识后，即使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也很快就能大致把不同的植物归类到不同科中。

　　我们国家收集的全球植物标本很有限，和世界大国比起来差很多。各个国家的标本我们都应该采集，但我们现在没有做这个工作。香山标本馆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标本馆了，但基本上收藏的是中国标本，外国标本很少，而且大多数是别人送的，不是我们有目的地采集的。而西方的博物学家，在世界各地游走，观察和收集不同的博物标本。

　　我最近开始对昆虫感兴趣，因为植物已经了解了一些，结合昆虫更能了解植物生态。我的书房里，关于植物的书在减少，虫子的书在增加。一次，我从野外带回家一根木头，一天，家里很安静，我听到“咔吱咔吱”的声音，反复找，发现声音出自我带回来的这根木头。我打开树皮，发现树皮里有乳白的幼虫，它在吃连接树皮和树干的这层东西。北京的各种柏树，只要砍下来，就会被这种幼虫咬。我翻查资料，终于搞清楚了，原来这是一种叫双条杉天牛的幼虫。

　　昆虫有几百万种，我无法一一观察，就从身边的昆虫开始观察，我关于昆虫的知识正在一点一点地积累。比如北京的蝴蝶，我已经观察得差不多了，碰到不认识的，就现查相关资料，带着爱好自然的动力反复学习。我不贪，不是要跟谁比第一第二，而是根据自己的时间和能力，慢慢做。所以，我做博物不焦虑。太贪的话，容易急躁。看植物、虫子，乐趣无穷，丰富多彩。它们可能不是预期的样子，我会慢慢欣赏它们。

　　虫子和植物又是互动的，没有虫子传粉，许多植物也就没法繁殖，结不了果实。它们之间是互相成就的过程。这就是生态的问题。所谓生态好，不只是说植物生长得好，这里边还必须有虫子。比如北大校园，生态还算可以，但缺蝴蝶，因为北大用农药，蝴蝶很难成活。生态链不完整。

　　我对周边植物物种还算熟悉，在北大散步，新来了某个物种，我马上就会注意到。比如，不久前我在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那儿看到一株黄顶菊，北大以前从来没有，我就告诉了生科院，他们就采了做标本。

　　有人觉得，一片生态林，生态肯定很好，而一片光秃秃的地方，生态肯定不好。事实上可能恰恰相反，光秃秃的地方反而生物多样性更丰富，那些能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生物是很了不起的。而人工栽种的生态林是没有这种多样性的，也很无趣。

　　相当多生态项目，花了很多钱，事实上是对生态的破坏。我们对“生态restore”这个概念有误解，英文实际上是“生态恢复”的意思，现在我们译成了“生态修复”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“修复”有利于上项目，推平，栽树，死了再栽，来回地折腾，进一步破坏生态。实际上，不要特别多地去动它，要相信大自然的自我恢复能力。我始终认为要学会做一个有开阔眼界的人，有趣味的人，有益于大自然的人。

　　刘华杰：广义的阅读，就是伽利略当年说的两本大书：一本是大自然这本书，另一本是《圣经》。我套用一下就是，一本是大自然这本书，另一本是人类写的那些书。但对于博物学家来说，书本和野外经验不能分开，野外经验少的话，光看书，是看不懂的。

　　如何博物？首先要有兴趣，根据兴趣去选择读书的范围。特别是对小孩，一旦他们有了兴趣，学习的动力就有了。现在人们最大的问题是对什么都提不起精神，麻木得很。英国的博物学书非常全面，博物爱好者遍地都是，光皇家鸟类保护协会就有一百一十万会员，英国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爱鸟的人。西方，从培根之后，博物学开始爆发式发展。博物学的知识是靠积累的，西方几百年的博物学累积，非常惊人。而在近现代，我们在自然经验积累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。

　　当然，我国有自己很重要的博物遗产。比如茶叶，说起茶文化，中国肯定是世界第一；还有养蚕，蚕丝做成丝绸，这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；还有瓷器，这个也不得了；再就是培育大豆，做出豆腐。在我心中，以上四个是中国的“四大发明”，是和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发明。而且，其中瓷器、丝绸、茶叶曾经是世界贸易的主角。书本上印的中国“四大发明”是西方人的看法。

　　刘华杰：这种趋势非常好，但是书的品质和宣传做得还不够。这要有一个过程，西方19世纪已经完成了这些，从现在引进的西方19世纪的博物学作品来看，我们还是很吃惊，原来人家比我们先行了这么久。

　　我们做事情太追求速度，恨不得几年时间就赶上西方博物学的发展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，这种经验性的学问需要靠时间来积累。想想我们，一两代人，人们就从饥饿到需要减肥，这很不正常。我们的变化太快了，人与自然的互动应该是缓慢的过程。

　　现代人类的学习也是非常不理性的，人类个体用差不多十至二十年时间来学习，不是在自然环境中学习，而是在教室里学习，最后勉强找个工作养活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