冀中水润，果品飘香，难怪深州蜜桃的名气，远比中秋的圆月，更直抵人心。马三立先生在相声《报菜名》中称道“汉席”，特意提到“四鲜”：北山苹果、深州蜜桃、广州荔枝、桂林马蹄——看来，与众不同的果嫩汁香，才有资格担当世间美味呢。

　　唐代诗人崔护曾写过一首《题都城南庄》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崔护，博陵人，所谓博陵，正在冀中。据有关文献记载，崔护写成那首诗的地方，并非燕赵，而是“八水长安”。城南一座花香四溢的民宅，成全了崔护一生的奇妙情缘。

　　博陵崔氏，称得上显赫门第。从春秋时期开始，就出现一位逃往鲁国的世卿——崔明。李唐时代，博陵崔氏第二房出身的崔民干，居然跻身于“天下第一门第”。据《新唐书》记载，博陵崔氏，号称“士族之冠”，唐代先后任用15名崔氏宰相。

　　除了宰相，桃乡深州还有数不清的名人雅士。比如，唐代有位“青钱学士”张鷟；清末民初，活跃着一位大师级的画家韩公典，还有京韵大鼓的艺术大师刘宝全；当代，还走出了“棋圣”聂卫平，等等。

　　孙犁先生曾在《老家》当中写道：“那里的河流，确已经干了，但风沙还是熟悉的；屋顶上的炊烟不见了，灶下做饭人，也早已不在。老屋顶上长着很高的草破漏不堪；村人故旧，都指点着说：‘这一家人，都到外面去了，不再回来了。’”其实，深州、武强、饶阳与安平，田埂相连，炊烟袅袅，揣在心窝儿的乡情，早就一模一样了。

　　除了博陵崔护之外，桃花明艳，掩映着不肯老去的乡情秘闻。就说那位大师级画家韩公典吧，他画室的青灯，恰在清末民初，点燃了追求丹青的梦想。1924年，何海霞拜韩公典为师。除了国画之外，他还师从韩公典先生，兼涉装裱、鉴赏等技艺。十年之后，他又拜在张大千先生门下。多年后，何海霞与石鲁、赵望云，并称“长安画派”的领军人物。回顾既往，谁也剥离不了韩公典先生的启蒙之恩，桃花墨香，自有点点深情。

　　出生于冀中的徐燕孙先生，同样令人敬重。他擅长工笔写意、白描重彩，古装故事乃至人物故事，几乎样样精通。这位生于深州的艺术名家，极大影响了上世纪中国人物画的发展趋向。比如，王叔晖与任率英等名家，都出自徐先生门下。至于说调入北京画院的谢永增先生，则属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，更宏大、更具震撼力的书画场景，正在前方静候哩。

　　明末清初著名画家石涛说：“笔墨当随时代。”齐白石先生也认为：“绘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，太似则媚俗，不似则欺世。”其实，韩公典、徐燕孙等人的丹青妙笔，凝结着冀中书画的隔世智慧与强力奋争。

　　宋人曰：“黄家富贵，徐熙野逸。”北宋黄筌与南唐徐熙，两位社会地位大不相同的画家，被请上了后人观瞻的宝座。显然，绘画，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，与画家的富贵贫贱、穷达荣辱，根本就拽不到一块儿，只有终生修行的文风与画艺，才有资格稳立凡尘。深州史册，尤其如此。不久前，钟爱书画的乡亲，居然把本地百年间的画坛名家，请上了展示、怀念的圣坛。同居潇湘的齐白石与黄永玉，也曾扮演过类似的角色，他俩手中那支饱蘸古今绘画精髓与文化滋养的妙笔，陡然间，让湘潭民众与湘西凤凰，露出了会心的笑容。

　　当年，年轻的何海霞，曾怎样满怀虔诚地叩响韩公典先生的大门。渴知的任率英，又如何守在徐燕孙先生身旁，揣摩人物画的落笔妙谛……其实，没人在乎冀中前赴后继的先贤抑或遥远的“人面桃花”。俗话说：赠人千金，不如授人一技。无论欢聚兰亭的“书圣”王羲之，还是远遁山野的“八大山人”，他们总会在不同面孔的师长引导下，铺开第一卷宣纸，研磨第一缕墨香吧。孔子崇尚“朝闻夕死”，堪称亘古不变的求学之道。

　　深州故地，汉初设县，隋初置州。漫长而曲折的历史，锤炼出了不同年轮、不同造诣的书画名人与文化大家。酷似齐白石先生，年届九旬，仍不知疲倦地作画。1957年夏初，他终于完成了最后一幅名作——《牡丹》。正如他那句玩笑话：“我是学习人家，不是摹仿人家。学的是笔墨精神，不管外形像不像。”

　　桃乡新落成的美术馆，陈列着当地书画家的件件精品。络绎不绝的参观者，在书画作品前驻足良久，细细地品味、潜心地揣摩着。何必掌控当地艺术的老家底哩，要紧的是追寻书画之魂，接受丹青的千古余香。一代又一代书画家们，早已竭尽才思，探索过上千年了。这恰恰是冀中笔墨乡愁的特殊韵味吧。